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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元旦前夕，习近平冒着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所在地河北阜平，充分肯定了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党和人民都不会忘记。 温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2013年7月，习近平再次走进河北省的革命圣地——西柏坡。“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习近平说。 山东省党性教育基地

同年11月，习近平去到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在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习近平向革命烈士纪念塔敬献花篮，参观沂蒙精神展，并会见了当地先进模范和当年支前模范后代代表。 红色革命传统教育

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专程来到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闽西革命老区，习近平同志带领中央军委全体成员和会议代表，重温我党我军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接受思想启迪和精神洗礼。会议之余，习近平参观了古田会议会址、纪念馆，瞻仰毛主席纪念园，同老红军、军烈属代表座谈，并和基层官兵同吃“红军饭”。 红色文化培训

对此，习近平强调，“幸福美好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靠艰苦奋斗来创造。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镇江市党性教育基地

一年之后，同样是在春节前夕，习近平到江西慰问广大干部群众和驻赣部队。 南京红色文化教育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每次来缅怀革命先烈，思想都受到洗礼，心灵都产生触动。回想过去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要向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习近平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如是说。 金寨县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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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广大干部群众，习近平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红色培训基地

今年4月24日上午十二点左右，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金寨县红军广场。在金寨县革命博物馆一楼大厅，讲解员向习总书记一行汇报了金寨县的有关情况和”三个十万”以及“大别山精神”。习总书记边听边点头，给予了很多赞许。参观结束、离开展厅时，习总书记一边念叨着“大别山精神”，一边问：“这个大别山精神是谁总结的啊？”六安市委副书记、金寨县委书记潘东旭回答说，“是安徽省军区和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带着我们一起总结提炼的。”听过潘东旭的回答，习总书记和在场的随行人员一道朗诵起“大别山精神”-----“坚贞忠诚、牺牲奉献、永跟党走”。 宁波市党性教育基地

离开博物馆后，时任六安市委书记的孙云飞就金寨的“三个十万”和“大别山精神”等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和补充（“三个十万”是指革命战争年代，金寨10万英雄儿女为党国捐躯。建国初期，为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国家又在金寨境内修建了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淹没10万亩良田、14万亩经济林和包括县城金家寨在内的3大经济重镇，10万老区人民在几乎没有经济补尝的情况下，移居深山、奉献家园）。习总书记在具体地了解了有关“大别山精神”的形成和提炼过程后，对金寨人民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作出的巨大牺牲和无私奉献表示崇高的敬意，对“牺牲奉献，永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 温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24日下午，在金寨县花石乡，习总书记与村民们一起座谈脱贫攻坚工作时，特别强调要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他说，打好脱贫攻坚硬仗，必须继续发扬“大别山精神”，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基层干部都要勇于牺牲、甘于奉献，千方百计地加快脱贫攻坚步伐，确保老区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迈入小康社会。 丽水市党性教育基地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是长江、淮河的分水岭。大别山区包括安徽省六安、安庆、湖北省黄冈、孝感、随州以及河南省信阳、驻马店等地，共36个县市区。大别山地区是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摇篮之一，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在党的领导下，22年革命武装斗争持续不断、30年革命红旗始终高高飘扬的根据地。大别山地区的红色历史承载着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舍小家顾大家的牺牲史、勇创新路的发展史，包括了浴血奋战的斗争史、可歌可泣的奉献史、铸就辉煌的改革史。 南京传统革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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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因而一直以伟岸的身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拥有山海一般的文化自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坚定深沉的自信，我们的先人们才能够以博大的胸襟容纳外来文化，以从容的态度改造外来文化。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一个至今仍让我们引为自豪的光辉范例。可以说，如果没有先人们的那种文化自信，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就会三分明月少其一。党员教育主题实践

但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趋没落，在文化上也日趋腐朽。为了维护反动统治，他们日甚一日地阉割、窒息传统文化中的生机与活力，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因素。到头来，儒家文化以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枯槁信条，而“自强不息”“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鲜活的元素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种文化上的倒行逆施，持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终于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引发上百年的文化危机。危机的根本标志就是丧失文化自信：一是文化自负，即过高估计封建主义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它往往表现为既抱残守缺又妄自尊大。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冲击，面对国内变法求新图强的呼声，慈禧太后控制的清廷虽然不得不作出一些赞成变法或实施新政的姿态，但骨子里依然顽固地抱定“纲常名教，亘古为昭”“不易者三纲五常”之类的陈腐宗旨。更有甚者，竟然连学习一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都不能容忍。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曾公开指责洋务运动“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强调万万不可动摇“尚礼义不尚权谋”的“立国之道”。二是文化自卑，即过低估计中华传统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由自信转为他信。在这方面，胡适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员。他虽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但是又由反封建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甚至公开声明：“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淮安市党性教育基地

文化自信的丧失，实质上是民族自信的丧失。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继而东北沦陷。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文人、政客居然慌张到六神无主的地步，因此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丑剧。《大公报》发表题为《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断言“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蒋廷黻扬言，“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有蒋介石“国师”之称的戴季陶则联手下野军阀段祺瑞，请九世班禅在杭州灵隐寺举办时轮金刚法会，还振振有词地说：“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上流社会制造的乌烟瘴气，不可避免地要蔓延开来，泱泱中国弥漫着萎靡不振、手足无措的气氛，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也随之跌入低谷。严峻的事实告诉人们，不打破腐朽的封建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不但要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的中断，也势必把整个中华民族推向覆亡的深渊。黄山市党性教育基地

那么，打破封建专制的力量何在呢？其仍然存在于中华民族之中，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早在1900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指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老大中国”，即腐朽没落的帝国；一个是“少年中国”，即充满朝气的工业化强国；有两种国民：一种是默认并固守“老大中国”的“老大国民”，一种是憧憬并创造“少年中国”的“少年国民”。“老大中国”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冤业”，“少年中国”则将是由具有少年一样“心力”的国民创造的辉煌。他大声疾呼：要用“少年国民”取代“老大国民”，用“少年中国”取代“老大中国”，让“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让“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934年，鲁迅针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悲观论调，明确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江苏省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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