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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是长江、淮河的分水岭。大别山区包括安徽省六安、安庆、湖北省黄冈、孝感、随州以及河南省信阳、驻马店等地，共36个县市区。大别山地区是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摇篮之一，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在党的领导下，22年革命武装斗争持续不断、30年革命红旗始终高高飘扬的根据地。大别山地区的红色历史承载着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舍小家顾大家的牺牲史、勇创新路的发展史，包括了浴血奋战的斗争史、可歌可泣的奉献史、铸就辉煌的改革史。 红色革命

大别山精神应该是指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金寨、红安、新县为代表的大别山区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用鲜血和生命凝聚成的一种以共产主义奋斗为价值取向的革命信念、革命意志、革命品质和革命行动的总和。它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进行革命、建设和发展的精神载体，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一、“坚贞忠诚”是大别山精神的核心本质。无论是在革命的初始阶段、高潮时期，还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危急关头，大别山军民始终对党无比热爱、无比忠诚。面对敌人反复多次的“围剿”、“清剿”，大别山军民义无反顾地坚持革命斗争不动摇，临危不惧、初心不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红色政权。面对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撤离的严峻形势，大别山人民依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纷纷送郎、送子当红军，坚持敌后游击战，确保革命红旗不倒、革命薪火相传。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血腥镇压、威逼利诱，广大党员、群众大义凛然、誓死不屈，在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面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面对组织的误解和蒙受的冤屈，革命前辈们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心，逆境不改初心、冤屈不变忠心，坚持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艰难方显本色，曲折逾显忠贞。这就是大别山精神的本质核心所在！正是因为有了对党的无比忠诚，大别山人民才使得革命星火燃遍全国、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南京南京党性教育中心

二、“牺牲奉献”是大别山精神的鲜明特征。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区200多万人民投身革命，近100万人为国捐躯。仅金寨县就牺牲了10万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就有11000多人，占安徽省烈士总数的五分之一、全国烈士总数的五十分之一。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大别山人民节衣缩食、积极奉献，把最后一粒米当军粮、用最后一块布做军装、将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以巨大的牺牲换取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别山人民为治理淮河水患、支持国家建设，再次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仅金寨境内修建的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就淹没了三大经济重镇、10万亩良田、14万亩经济林，10万群众离开故土、移居深山。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舍小家、顾大家都是大别山军民的自觉行动，勇于牺牲、甘于奉献已成为大别山精神最鲜明的特征。 霍山县党性教育基地

这一天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场“代表通道”开启。作为我省第一位走进今年两会代表通道的全国人大代表，刘蕾代表发出“龙江声音”。党员教育中心

14时15分许，身着民族盛装的刘蕾落落大方地走进代表通道。作为全国唯一一名赫哲族代表，刘蕾代表另外一个身份是我省同江市通江镇中心校小学老师。在回答记者关于“如何传承民族文化”的提问时，她说，希望把很有代表性的民族工艺品推广开，从而带动民族旅游业，更好传承、发展民族文化。南京红色教育基地

生活中的刘蕾热情、开朗，从2008年当选我省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她已是连续三届当选的“老代表”。刘蕾说，2008年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自己刚刚23岁，对如何当代表，怎样更好地履行代表职责，内心还是有些忐忑。十年来，唯有孜孜不倦地学习，不断提升自我，更好地履职尽责。南京市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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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蕾说，我来自基层，更要深入基层。当代表这十年，我总在不断地去思考，怎样把民族发展最需要、最迫切解决的问题反映到国家层面。先后提出了“加强同江市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发展民族文化要结合民族旅游”等建议；作为一名小学老师，从关心孩子成长角度还提出了“在学校设立心理辅导”“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等建议。这十年，我见证了建议得到推广实施后造福一方百姓的过程，充分体会到作为一名人民代表的使命感和肩负的责任。来安县党性教育基地

那么，打破封建专制的力量何在呢？其仍然存在于中华民族之中，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早在1900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指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老大中国”，即腐朽没落的帝国；一个是“少年中国”，即充满朝气的工业化强国；有两种国民：一种是默认并固守“老大中国”的“老大国民”，一种是憧憬并创造“少年中国”的“少年国民”。“老大中国”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冤业”，“少年中国”则将是由具有少年一样“心力”的国民创造的辉煌。他大声疾呼：要用“少年国民”取代“老大国民”，用“少年中国”取代“老大中国”，让“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让“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934年，鲁迅针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悲观论调，明确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红色基地培训活动

然而，在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世界体系的国际环境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激活、扬厉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唤醒、振作民族精神，必须有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要动员、组织富有民族精神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形成改写历史的伟力，必须有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走到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承担起指导、带领亿万人民拯救中国及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亳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一直憧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向往没有城狐社鼠、没有剥削压迫的“乐土”，积淀之深，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愈到近代，中国人民的这种向往便愈加热切。当年康有为的《大同书》不胫而走，就是一个明证。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管确立了美好的核心价值观，却未能提供实现这一价值观的正确道路。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会产生久旱逢甘雨、歧路见明灯那样的亲切感和依靠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改造中国的实践过程，也是扬厉优秀传统文化、荡涤腐朽传统文化的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具有崭新精神气质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无比壮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诞生了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红色文化。历史毋庸置疑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救星，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卓越发扬者，而用红色文化武装起来的中华优秀儿女则是改造中国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任何把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绍兴市党性教育基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把红色文化称为“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回顾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他十分自豪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同上，第1516页）南京党员干部培训

道理说到这里，结论应当是简单的。泰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既然中华历史文化发展，经过中国近代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两大历史时期，始终没有中断，而且还获得了时代化、大众化的新生；既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弘扬、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获得了当代的新生；那末我们当今所说的文化自信，自然是贯通古今，而绝非专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也就是说，要做到文化自信，既要有对自己的优秀文化的历史形态的自信，也要有对自己的优秀文化的当代形态的自信，更要有对自己的优秀文化的未来发展以及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作用、贡献的自信。唯有这样的文化自信，是真正的文化自信。唯有这样的文化自信，才能健康地持久地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南京南京党性教育中心

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难得到如下结论：构建文化自信，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红色文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个“离不开”，是三者之间在文化自信体系中地位、作用、相互关系的质的规定性。由此决定了，三者不是对立关系，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三足鼎立的关系。同时，我们讲文化自信，着眼的是中华文化的当代与未来。正因为如此，三者之中，又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红色文化为底色（不忘初心，才能继续前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由此来构建“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党员教育培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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