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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曾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而爱国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内容，必将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 杭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正如习近平所说，“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地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谓是“长风破浪会有时”。 亳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站在《复兴之路》展览前，习近平曾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中国梦。” 台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回首过去，我们全党的同志要牢记，落后就会挨打，发展才能自强。我们审视现代，全党同志都要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温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然而，在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世界体系的国际环境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激活、扬厉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唤醒、振作民族精神，必须有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要动员、组织富有民族精神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形成改写历史的伟力，必须有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走到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承担起指导、带领亿万人民拯救中国及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山东省党性教育基地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一直憧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向往没有城狐社鼠、没有剥削压迫的“乐土”，积淀之深，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愈到近代，中国人民的这种向往便愈加热切。当年康有为的《大同书》不胫而走，就是一个明证。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管确立了美好的核心价值观，却未能提供实现这一价值观的正确道路。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会产生久旱逢甘雨、歧路见明灯那样的亲切感和依靠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改造中国的实践过程，也是扬厉优秀传统文化、荡涤腐朽传统文化的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具有崭新精神气质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无比壮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诞生了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红色文化。历史毋庸置疑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救星，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卓越发扬者，而用红色文化武装起来的中华优秀儿女则是改造中国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任何把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沙家浜党性教育基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把红色文化称为“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回顾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他十分自豪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同上，第1516页）革命教育

红色革命教育

首先是指导思想上的主动。仅以革命时期为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充满辩证精神的民族智慧在革命实践中的融合，孕育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论持久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一系列指导性的理论著作。这充分表明，在每一个转折关头，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我们党都能发现规律、科学决策、成竹在胸，从而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自从诞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就彻底告别了近代历史上没有思想武器可用的窘迫局面，完全摆脱了四顾茫然、不知所之的被动状态。黄山市党性教育基地

其次是精神状态上的主动。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武装，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就把“东亚病夫”“劣等民族”之类的帽子甩到了太平洋中。越是面对艰难和坎坷、风险和挑战，我们党和人民越是迸发出惊人的勇气和智慧。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98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所有这些，都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和衷共济、众志成城，舍生取义、尽忠报国等民族精神的灿烂升华，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起点上诠释了中华民族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与光荣。湖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再次是文化斗争上的主动。从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结成“神圣同盟”，在对红色政权进行凶残的军事“围剿”的同时，也对红色文化进行了空前的文化“围剿”，甚至疯狂屠杀革命的、进步的文化工作者。然而其结果却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也正是在这一“围剿”中成为文化革命的伟人。这里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红色文化的巨大效能和独特魅力还往往令对手折服。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会上印发了中共延安整风的3个文件，即《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蒋介石还特别强调，这3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痛定思痛，于1950年开展国民党改造运动。其间，他除再次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参考资料外，还要求国民党干部学习4本书，即《辩证法》《中共干部教育》《中共工作领导及党的建设》和《中共整风运动》。当然，由于党的性质的根本不同，党和人民的红色文化是他们根本学不来的。浙江省党性教育基地

人们一说到中国近代革命中断了中华历史文化发展，就举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作例子。其实，这一历史局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已经被纠正和弥补过来。正是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同一篇讲话里，毛泽东同志郑重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之后创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叫做“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既带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又富有“科学的、大众的”时代精神。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把中华文化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关键性的一大步。干部教育培训中心

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会出现文化取向上的偏差？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受了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革命上，是批判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倡导人道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在当时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但在文化观和价值观上，却又受到西学束缚，而对中华传统文化采取了不分精华与糟粕的全盘否定态度，表现出很强的盲目性和片面性。金寨县党性教育基地

这种革命性和进步性，被中国共产党人很好地弘扬了，表现为更加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有的历史局限性，又被中国共产党人很好地加以克服，表现为很好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党员培训中心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克服这种局限性？原因有很多。根本原因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并且以西学中的优秀思想作为自己的三大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许多概念也源于西方语言，但这都不是本质。本质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揭示了自然界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思维发展规律，并把这三大规律第一次真正统一起来，使之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之上。这一本质特征，使它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源于东西方文化又超越东西方文化的伟大超越，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指南。南京党建活动计划

 作为一个多民族省份，贵州近年来充分挖掘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强化文化服务，奋力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文化工作有时是潜移默化的，不是立竿见影。但当文化助推当地经济发展的时候，它就不仅仅是软实力了。”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文联主席欧阳黔森说，当前，贵州许多地区通过文化的吸引力拉动旅游业，便是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体现。他举例说，自影视作品《二十四道拐》播出以后，陆续有70多部戏在贵州省晴隆县二十四道拐拍摄，当地因此形成了影视小镇。革命教育培训

“贵州要一如既往地为旅游注入丰富多彩的文化。”欧阳黔森认为，近些年，贵州的多彩民族文化跟旅游有机结合，推动了旅游业井喷式发展。温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对于特色文化资源蕴含的丰富经济价值，全国人大代表、贵州梵净山苗族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石丽平也深有体会。近年来，石丽平积极参与推动“百万绣娘计划”，让“绣娘”们在家门口创业就业、增收。温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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