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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打破封建专制的力量何在呢？其仍然存在于中华民族之中，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早在1900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指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老大中国”，即腐朽没落的帝国；一个是“少年中国”，即充满朝气的工业化强国；有两种国民：一种是默认并固守“老大中国”的“老大国民”，一种是憧憬并创造“少年中国”的“少年国民”。“老大中国”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冤业”，“少年中国”则将是由具有少年一样“心力”的国民创造的辉煌。他大声疾呼：要用“少年国民”取代“老大国民”，用“少年中国”取代“老大中国”，让“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让“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934年，鲁迅针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悲观论调，明确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凤阳县党性教育基地

然而，在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世界体系的国际环境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激活、扬厉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唤醒、振作民族精神，必须有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要动员、组织富有民族精神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形成改写历史的伟力，必须有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走到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承担起指导、带领亿万人民拯救中国及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苏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一直憧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向往没有城狐社鼠、没有剥削压迫的“乐土”，积淀之深，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愈到近代，中国人民的这种向往便愈加热切。当年康有为的《大同书》不胫而走，就是一个明证。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管确立了美好的核心价值观，却未能提供实现这一价值观的正确道路。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会产生久旱逢甘雨、歧路见明灯那样的亲切感和依靠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改造中国的实践过程，也是扬厉优秀传统文化、荡涤腐朽传统文化的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具有崭新精神气质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无比壮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诞生了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红色文化。历史毋庸置疑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救星，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卓越发扬者，而用红色文化武装起来的中华优秀儿女则是改造中国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任何把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合肥市党性教育基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把红色文化称为“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回顾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他十分自豪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同上，第1516页）南京党员教育培训

首先是指导思想上的主动。仅以革命时期为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充满辩证精神的民族智慧在革命实践中的融合，孕育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论持久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一系列指导性的理论著作。这充分表明，在每一个转折关头，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我们党都能发现规律、科学决策、成竹在胸，从而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自从诞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就彻底告别了近代历史上没有思想武器可用的窘迫局面，完全摆脱了四顾茫然、不知所之的被动状态。六安市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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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精神状态上的主动。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武装，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就把“东亚病夫”“劣等民族”之类的帽子甩到了太平洋中。越是面对艰难和坎坷、风险和挑战，我们党和人民越是迸发出惊人的勇气和智慧。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98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所有这些，都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和衷共济、众志成城，舍生取义、尽忠报国等民族精神的灿烂升华，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起点上诠释了中华民族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与光荣。南京市党性教育基地

要正确看待中国近代革命，就必须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全过程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应当说，中国近代革命是一个持续不断、接力发展的过程，必须完整地看，不能只抓一点、不及其余。中国近代革命的开端，是林则徐禁烟和三元里抗英，领导者是封建统治阶层中的严禁派。随后是太平天国起义，领导者是旧式农民领袖。然后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领导者是封建统治阶层中的洋务派和维新派。再往后是伟大的辛亥革命，领导者是孙中山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再往后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领导者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其后期是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最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还发生了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这场革命中，蒋介石集团两度参加到革命阵营之中，又两度退出，最终丧失了革命的领导权。在这场革命的最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最后发展成为创建新中国的各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其最高成就是召开新政协会议、联合制定《共同纲领》和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这一完整过程的主要部分，镌刻在矗立于首都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一组浮雕上，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永远怀念。所以，毛泽东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碑文时，特意写了一段充满感情的话：“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江苏省党性教育基地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过程，其过程的完整性，在世界近代革命史上也是罕见的。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自于外国，但历史证明，中国近代革命乃至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而要正确地发挥这种指导作用，生吞活剥、全盘套用、教条主义不行，把它实用化、用实用主义来对待也不行，只有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前提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红色革命基地

其次，中国近代革命的各个链条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纠偏的内在逻辑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前一阶段的历史局限性在后一阶段或者得到部分弥补、部分纠正，或者得到根本性解决。这一过程，恰好显现了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这种关系，在世界近代革命史上也是罕见的。凤阳县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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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举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例子。红色培训

“贵州要一如既往地为旅游注入丰富多彩的文化。”欧阳黔森认为，近些年，贵州的多彩民族文化跟旅游有机结合，推动了旅游业井喷式发展。南京红色培训教育

对于特色文化资源蕴含的丰富经济价值，全国人大代表、贵州梵净山苗族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石丽平也深有体会。近年来，石丽平积极参与推动“百万绣娘计划”，让“绣娘”们在家门口创业就业、增收。南京党员教育中心

“贵州是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巾帼不让须眉，通过小小的针尖，也能撬动一方脱贫致富，带动一方人民迈上幸福路。”石丽平认为，更多人参与“百万绣娘计划”，还有利于民族文化传承，“文化传承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代一代人的事。”南京南京党性教育中心

 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人是关键。在全国人大代表、贵州歌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雷艳看来，在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中，要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把村落保护、文化传承、农业发展和乡村旅游等打通统筹考虑、有机结合，留住人心。要着力解决民族村寨的“空心化”问题，结合民族地区的文化需求和物质需求，进行顶层设计和谋划，让背井离乡的人回到家乡，照顾家庭、培养后代、传承文化。嘉兴市党性教育基地

“要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智慧，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雷艳说。浙江省党性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李定林江苏省党性教育基地

从1953年起，村民们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花了好几年工夫修成了亩产千斤的海绵田。1964年，毛主席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大寨一时声名鹊起，参观者络绎不绝。嘉兴市党性教育基地

而今，大寨镇以虎头山森林公园、山西美好之家现代农业园和中国大寨汽车文化主题公园“三园联动”，初步形成了大寨、石马、潘掌三大旅游新格局。大寨旅游以红色文化为特色，大寨旅游景区已成为国家AAAA级景区，周恩来纪念亭、郭沫若诗魂碑、叶帅咏诗处、大寨民俗馆、团结沟渡槽……大寨有太多令人回味的地方。2015年，大寨旅游经济总收入达到了1亿元。浙江省党性教育基地

同时，大寨在不断发展酿酒、制衣、建材等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围绕“农”字做文章，全镇现已形成以“一园一基地”为带动，以菇、果、花、苗木为特色的高效农业发展模式，实现了农业与旅游业、产品加工业的深度融合。党建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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